五四英才怎样留学

　　　　　摘自《对岸的诱惑》赵毅衡　著 

　　今天的留学生涯与五四时代自有许多不同，但当初那些大家在海外的经历，毕竟还是值得借鉴的。这里选摘的三位，在五四时曾同声相应，名震海内；有趣的是，他们在海外的足迹却大相径庭。

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傅斯年“学而广则仕”

　　1917年，留洋出身的胡适到北大哲学系任教。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，学问功底最好的，是山东来的傅斯年，绰号“孔子后第一人”，被传统派教授黄侃、刘师培等视为国学后继者。在胡适感召下，傅斯年发起《新潮》杂志，与《新青年》呼应，为新文化作鼓吹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为《新潮》专辟了编辑部。“五四”当日，火烧赵家楼，傅是带头者之一。
　　北大毕业后，傅斯年于1919年冬，从上海启碇到英国留学，慨然有尽览西学的壮志。同行的俞平伯，到英国没有一个月，就乡思难忍，洋食难吃，苦不堪言，偷偷溜走。傅斯年为了追回好友，一直赶到马赛，也没能说服他。与俞平伯正好相反，傅斯年刚到英国，就在北京《晨报》每日连载《英伦游记》、《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》之类的文章，俨然成为英国留学专家。
　　1920年夏天，傅斯年进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，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教授读心理学博士。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，傅斯年倒也没有泄气，因为他已抱定“留学不为学位”的宗旨。
　　傅斯年在伦敦时，住在泰晤士河南岸的Clapham。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（其实是“五四”一代中国人心目中）三位英国文化英雄的肖像：肖伯纳、达尔文、密勒。在伦敦时，他曾帮助名作家威尔士写他的《世界史纲》的中国部分，喜看歌剧（因为有志改造“中国旧剧”），喜读小说。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“傅斯年藏书室”，里面西文书门类之多，令人惊奇。如此几年下来，所得甚多，实验心理学这一主课却越学越觉得没意思。这门课是一板一眼的数学化的测试统计，为此，傅斯年还加修了数学与化学课程，结果发现是在把人当做实验动物，与“改造中国人心理”的手段、目标相去甚远。二十年后，傅斯年写了一本《性命古训辩证》，讨论中国人心理与概念的关系，但是方法却是国学的文字训诂，与所学的实验心理学完全无关。
　　1923年秋季，傅斯年决定离开伦敦大学，转到柏林大学。在英国留学三年，专攻一门，使他失望。到德国后，他干脆又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，不定专业。他参加过东方学家傅兰克的西藏学课，而且依然旁听物理、概率论数学，还到爱因斯坦的研究生讲习班听相对论。
　　当时聚集在柏林大学的有一大批中国朋友，包括陈寅恪、俞大维、毛子水等，加上徐志摩、赵元任、金岳霖先后来访，均为一时之选。这批中国学生，都以欧洲启蒙大师莱布尼兹的通才为治学榜样，同时学多门，形成了一个“中国百科全书派”。傅斯年之求博，甚至在这批人中，也成为奇谈。有一次吃饭，傅斯年书包奇重，原来是装着三大卷《地质学》。连主攻地理、兼学希腊罗马古典的毛子水，都说他如此读书，将“劳而无功”。
　　1926年，胡适到欧洲，傅斯年作为胡门第一弟子，赶到巴黎见面。二人长谈后，胡适非常失望，觉得傅在欧洲六年，“漫无纪律”，远不如留在国内的顾颉刚用功而有所成。这位当年来听课能使胡适提心吊胆的学生，“整体治西学”六年后，竟然会因为“不用功”而受老师训斥，也是奇事。
　　傅斯年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主任时，鲁迅任教务主任，二人来往甚多。据鲁迅在私人通信中记载，傅斯年“近来颇骂胡适……胡对他先有不敬之言，谓傅所学名目甚多，而一无所成。”
　　傅斯年回国后，在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央博物馆、中央研究院任主任、所长、校长、院长。他于1928年在广州筹建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，支持了对安阳殷墟的重要发掘，功不可没，至今为人称道。1950年，中风去世于台湾大学校长任上。他一直当学术领导，又以学者身份参政，留欧得来的博学广知，正得以用所长。但是“学而广则仕”并非傅斯年当年求学之初衷，碰巧而已。

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刘半农务求专精

　　刘半农原本没有读过大学，从常州中学毕业后，做过一些杂事，1912年，二十岁到上海“作文化人”，参加新剧团，又演又编，发表小说，几乎每一篇都开出一个新名堂；又弄翻译，无所不译，尤多侦探小说。“伴侬”这个寻芳公子式的名字，成为上海滩文学新星。
　　但是，1917年，他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，率先支持文学革命。同年，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预科做国文教员。可能是蔡赏识他，1918年，北大上报教育部，保送刘半农到英国留学，想让他补上大学教育。
　　刘半农在伦敦大学院语言学系就读，进了语音实验室，学习各种实验方式、仪器设备。比他稍晚到一些的傅斯年贪多务得，刘半农则从无此野心。
　　原因之一，是他的明智。作为中国最早的新诗人之一，他很想研究文学，至少兼读文学。他说，“一到国外，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，马上决定专重语言学”。又发现西方语言学，活语死语要弄上十年八年，更退一步，“侧重”语音学。再后退一步，专攻实验语音学。他后来自称他的留学策略是“退避三舍”，野心不能太大，太大不免逐渐缩水，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小些，即在小事上做水磨功夫。
　　原因之二，是他依然把国内文化界视为他的战场。人离开了，心没有离开，声音也没有离开：他依然不断卷入论战。1920年8月，在《时事新报》发文，提出汉语应当添加“她”字，引发一场大争论。一时国内报上都是《难道刘半农错了吗？》、《刘半农不错谁错？》，弄得刘半农之名，比他在国内时还响亮。鲁迅十多年后回顾，赞其“很打了几次大仗”。
　　野心不大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刘半农有家有小，一个人的奖学金要养活五口之家，与在国内时之丰裕，对比太大。在伦敦期间，刘的学术活动虽依然活跃，但写诗时就情绪泄露无遗。《1921年元旦》这首诗，副题为“在大穷大病中”；《稿子》一诗，说是从编辑那里拿回退稿，外面黄昏的街上下着雨，“冷水从帽檐上，往下直浇”，回到家，妻病孩子饿，“最后一寸蜡烛昨天已点完”。但是刘半农有个能力，即叹穷只限于写诗。他在伦敦做的歌词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则成为传唱几十年的情歌。
　　刘半农在1921年夏天转到巴黎大学。法国“国家博士”答辩，是出名的难。记得曾听过钱钟书先生在闲谈中说，法国“汉学大师”伯希和等人，喜欢在博士答辩时以偏题难倒中国考生以炫学，钱对此很反感，因而放弃在法国读博士。无怪乎刘半农答辩，“气氛紧张”，考了七个小时，结束时，刘半农已精疲力竭，由朋友搀扶出场。
　　刘半农是个聪敏人物，鲁迅称他为“上海来的才子”：点子多，头脑快，什么都来得一手。但是，他在学习上极其专精，务求甚解。1921年，才留学一年，便已经向蔡元培提出《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》；1924年出版《四声实验录》；回国后，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，把自南北朝以来历史悠久的中国音韵学推进成为现代学科。1934年，刘半农远道去绥远塞北，调查语音，绘制雄心勃勃的“中国方言地图”，不幸染回归热而亡故，年方四十四。

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康白情彼岸歧途

　　1922年，胡适第一次去看深宫中的溥仪，看见这位下台小皇帝竟然在读康白情的诗，大为感动，就多方鼓励。后来溥仪也写了几首新诗，学的康白情风格，可见当时康白情的影响。
　　康白情可以说是第一位北大诗人，五四时代第一青年诗人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，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，意气风发，有文采有胆识。在北大做学生时，康白情的傲慢已有名。每次上课，照例姗姗来迟。他上马叙伦的“老庄哲学”课，没有一次不迟到。一日，马叙伦讲得正兴起时，康白情又推门而入。马叙伦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。诗人答：“住得太远。”马先生生气地说：“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？只隔了一条马路，三五分钟就可走到，何谓远！”诗人马上说：“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？庄子说：‘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’先生不以为远，而我以为远。”气得马先生无话可说，只好宣布下课。
　　1917年北大首创由学生主持“教授会”，四个学生领袖——傅斯年、罗家伦、张国焘和康白情——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“主任”。1918年《新潮》创刊，康白情任干事。《新潮》成为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刊物之首。康白情又是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中坚分子。1919年5月3日夜，在北大学生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，校长蔡元培急召五个学生领袖开会作筹划，这紧要关头的“五大领袖”是傅斯年、罗家伦、许德珩、段锡朋、康白情。五四事件得到全国响应之后，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，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。
　　 1920年，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，而康白情的出国，更不同凡响——是蔡元培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的款，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，赴美留学。康白情与段锡朋、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，被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“五大臣出洋”。
　　康入柏克利加州大学，选修“近年社会改造学说”。从康白情相当辉煌的大学时期来看，他可以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两条路中做一选择，因为二者他都做得有声有色。但是，中国现代文化界及政治界二者都处于起步阶段，这固然为有才干有雄心者创造了脱颖而出的机会，也给某些实际上毫无经验的青年制造了不必读书，不必找指导，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假相。
　　康白情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国内政治，因此不断与在美的“少年中国”积极分子，如张闻天、袁同礼、方东美等人保持联系，讨论政治。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，到美国又与美国共产党联络，最后却在旧金山另找到一种政治势力。旧金山洪门帮会之盛，使他以为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。他的家乡四川安岳为袍哥势力中心之一，他11岁即“参加”帮会。到加州后又加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，1923年7月拉上加州大学几个中国同学入伙，发起了一个新的政党“新中国党”。此时康才二十八岁，竟然自己出任“党魁”，并立即在西方各地唐人街发展组织，在上海、北京等地设党部，并四处拉各国留学生，如刚到法国的李人等加入。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“政党”一时气势大盛，康白情以领袖身份回国“指导”，把加州大学四年学业抛到九霄云外。但是此“政党”系以华侨社团为基础，康白情一回国，就土崩瓦解了。
　　康白情过于发达的领袖欲，使他失去昔日老师辈人物蔡元培、曾琦、李大钊等的好感。他既无法回美国继续学业，又无法投效北伐，只能回到四川老家，成为军阀刘湘为幕僚。40年代末，他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。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，退职返乡。船行途中，未进三峡即病死于湖北巴东。